作為公法與根本法的憲法(4)

　　六、憲法是唯一的根本法憲法是唯一的由制憲機關(guān)以“人民”的名義制定的法律，這便排除了一個國家有兩部或多部根本法的可能性。民法學者試圖從法的重要性、常用性出發(fā)來論證民法的根本法地位，是對根本法概念的誤讀。而從“民法的產(chǎn)生早于憲法”這一前提來論證民法的根本法地位，則注定是徒勞的。[39]從一般意義上說，憲法所處的獨一無二的根本法地位可通過以下兩種方式體現(xiàn)出來。

　　1．憲法文本的宣示。在世界上142個國家的成文憲法中，規(guī)定了憲法與普通法律關(guān)系的有122部，占85.9％；規(guī)定憲法比普通法律具有更高的法律地位的，有95部，占66.9％。[40]憲法宣告自己是國家的根本法，堪稱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這種方式又分為三種類型：(1)在憲法文本中使用“根本法”、“最高法規(guī)”術(shù)語。例如，我國現(xiàn)行《憲法》“序言”第13自然段宣告“本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992年《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第164條規(guī)定“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一切其他法律文件必須符合憲法”；1946年《日本國憲法》第98條第1款規(guī)定“本憲法為國家最高法規(guī)，凡與本憲法條款相違反的法律、法令、詔敕以及有關(guān)國務的其他行為之全部或一部，一律無效”，等等，都是此種方式的典型表現(xiàn)。(2)在憲法名稱中使用“根本法”、“基本法”術(shù)語。例如，1918年《蘇俄憲法》,1924年、1936年、1977年《蘇聯(lián)憲法》，以及1978年《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根本法）》，都在標題中標明“憲法（根本法）”字樣；1949年《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基本法》的標題，也都表明了憲法的根本法地位。(3)在憲法名稱和憲法文本中都不使用“根本法”、“最高法規(guī)”、“基本法”術(shù)語，而是在文本中宣稱憲法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效力。如1974年《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lián)邦共和國憲法》第206條規(guī)定：“共和國憲法和省憲法不得違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聯(lián)邦共和國憲法。一切法律以及社會政治共同體機關(guān)的其他條例和一般文件，以及聯(lián)合勞動組織、其他自治組織和共同體的一般自治文件，必須同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lián)邦共和國憲法一致?！?br />
　　當然，憲法文本這種自我加冕性質(zhì)的宣示，僅具有形式意義。盡管如此，這種宣示所表達的是民主憲政潮流中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識，是多數(shù)文明國家共有的一種政治姿態(tài)。我國依據(jù)普通法律修改憲法的現(xiàn)實，是一種由多種原因造成的不正?，F(xiàn)象。盡管這種現(xiàn)象可能還會延續(xù)下去，但作為法律學人，我們不應以“良性違憲”為托辭對此提供辯護。

　　2．違憲審查制度的確立。政治國家既可立法，又可廢法，故無論私權(quán)本身，還是私法本身，都無法抵御國家權(quán)力對私人自治領(lǐng)域的非法侵入。因此，違憲審查制度就成了確保憲法之根本法地位的必不可少的制度設置。違憲審查制度的確立，最常見的是以下兩種方式：(1)在憲法文本中確立違憲審查制度。這種方式以憲法中確立了專門的違憲審查機構(gòu)為標志。在憲法中確立一個專門的違憲審查機構(gòu)，與單純地宣告憲法是根本法或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相比，具有更強的實質(zhì)意義。在世界各國的憲法中，專門的違憲審查機構(gòu)有眾多的名稱，如德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國憲法稱之為“憲法法院”，法國憲法稱之為“憲法委員會”，韓國憲法稱之為“憲法裁判所”，阿拉伯聯(lián)合酋長國臨時憲法稱之為“最高法院”，古巴共和國憲法稱之為“全國人民政權(quán)代表大會”，等等。當然，憲法文本本身并不能確保違憲審查制度的實效。(2)通過憲法判例確立違憲審查制度。此種類型的違憲審查制度是在實踐中形成的，因而是富有實效的，以美國最為典型。

　　七、結(jié)語憲法是公法，謂其屬性，是相對于私法而言；憲法是根本法，謂其在整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是相對于普通法律而言。將根本法與公法、私法（以及社會法）并列，其實是混淆了兩種不同的法律分類。

　　憲法既不能“超越”公法、私法的劃分（所謂憲法既不是公法，也不是私法），也不能“穿越”公法、私法的劃分（所謂憲法既是公法，也是私法）。由其內(nèi)容和調(diào)整方法所決定，憲法具有公法屬性；由其功能和性質(zhì)所決定，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具有公法屬性的憲法，不僅是公法的立法依據(jù)，而且可以充當私法的立法基礎(chǔ)，憲法因此而成為國家唯一的根本法。德國行政法學者奧托·邁耶所謂“憲法易逝，行政法永存”，以及中國個別民法學者所謂“民法根本法論”、“民法帝國主義”等論調(diào)，都不過是個別學者偏狹的法學觀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