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教育財政的三級本質(2)

　　三、教育財政的第三級本質：教育財政分配所產生的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關系
　　
　　既然教育財政有第一級本質和第二級本質，那么第一級本質與第二級本質之間有什么內在聯(lián)系?前面分析表明，教育財政分配所產生的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關系體現(xiàn)這種內在聯(lián)系。這種關系發(fā)生在教育財政分配更廣、更深的層面，因而構成了教育財政的第三級本質。
　　教育財政分配以教育財政能力為物質內容，以教育財政方式為社會形式。在現(xiàn)實生活中，既沒有脫離教育財政能力的教育財政分配，也沒有脫離教育財政方式的教育財政分配。教育財政能力反映生產力，教育財政方式反映生產關系。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和矛盾運動在教育財政分配中表現(xiàn)為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和矛盾運動。在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矛盾運動中，教育財政能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起著決定作用。一定的教育財政方式是適應一定的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要求而產生的，并對教育財政能力具有反作用。教育財政能力總會隨著生產力發(fā)展而發(fā)展，生產關系也總要隨著適應生產力發(fā)展新要求而變革，教育財政方式如果不能隨著生產關系的變革而變革，就會阻礙教育財政能力的發(fā)展。于是，適應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的新要求而變革教育財政方式，就成為教育財政分配的第四永恒主題和基本規(guī)律。
　　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對立統(tǒng)一構成教育財政形態(tài)。正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教育財政形態(tài)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人類社會發(fā)展雖然經歷了五種不同社會形態(tài)，卻只經歷了四種相對獨立的不同教育財政形態(tài)，即奴隸教育財政、封建教育財政、資本主義教育財政和社會主義教育財政。
　　教育財政是財政發(fā)展和分化的結果，而財政則是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原始社會前期因為沒有剩余產品而自然不會有財產和理財活動。正如摩爾根所說：“人們以財產代表積累的生活資料而對它產生占有的欲望，這在蒙昧社會是完全沒有的事。”原始社會后期隨著剩余產品的出現(xiàn)而出現(xiàn)了以滿足公共需要為目的的公共理財活動即財政。希臘氏族法典中關于“具有公共財產、一位執(zhí)政官和一位司庫”的記載，我國《史記·五帝紀》和《路史》分別關于神農之時“以征不享”、和“二十二稅一”的記載，都是財政產生于原始社會末期的文字證據。原始社會的氏族公共活動，如“青年之家”舉辦的活動，既是教育活動，又是政治活動、宗教活動和軍事活動。這意味著，滿足“青年之家”活動需要的公共理財還沒有從財政中分離出來，氏族財政也就不可能分離出教育財政。到了奴隸社會，學校的出現(xiàn)使得教育脫離了直接的生產勞動。奴隸國家為滿足學校開展公共教育活動需要而進行的公共理財活動，就逐漸成為一種獨立的公共理財活動，教育財政也就從奴隸社會開始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
　　奴隸社會那種以失去人身自由的奴隸為勞動者和以刀耕火種式的奴隸被動消耗體力為主的生產力只能提供極為有限的剩余產品，從而決定了奴隸教育財政能力具有遲滯增加的物質內容，使得教育財政主體對社會所必需的公共教育經費量的財政分配完全局限在奴隸主階級實現(xiàn)統(tǒng)治者再生產所必需的公共教育經費量上，對教育資源有效配置的評價完全局限在滿足統(tǒng)治者再生產需要的認識上。奴隸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奴隸教育財政方式具有奴隸主階級對教育壟斷的完全性，從而使得教育財政分配表現(xiàn)為奴隸主階級與奴隸階級之間利益關系完全不平等的交換。這有利于教育財政能力隨著以刀耕火種式的奴隸被動消耗體力為主的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發(fā)展。隨著生產力朝著農民主動體腦結合的手工操作的方向發(fā)展、剩余產品的增加、地主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出現(xiàn)和他們分別占有剩余產品，這種教育財政方式逐漸成為農民主動體腦結合的手工操作時代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的障礙，最終隨著封建生產方式的制度性勝利而為封建教育財政方式所取代。
　　封建社會那種以具有依附性人身自由的農民和手工業(yè)者為勞動者和以手工操作式的農民主動體腦結合為主的生產力能提供相當有限但比奴隸社會豐富得多的剩余產品，從而決定了封建教育財政能力具有緩慢增加的物質內容，使得教育財政主體對社會所必需的公共教育經費量的財政分配能在保障統(tǒng)治者再生產需要的前提下兼顧勞動力再生產的需要，對滿足勞動力再生產需要的評價能納入教育資源有效配置的評價之中。封建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封建教育財政方式具有地主階級對教育壟斷的不完全性，從而使得教育財政分配表現(xiàn)為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之間利益關系不完全平等的交換。這有利于教育財政能力隨著以主動體腦結合的手工操作為主的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發(fā)展。隨著生產力朝著機器操作的方向發(fā)展、剩余產品的快速增加、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出現(xiàn)、以及兩階級分別以資本積累和出賣勞動力的方式占有剩余產品，這種教育財政方式日益難以適應機器操作時代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的要求，最終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制度性勝利而為資本主義教育財政方式所取代。
　　資本主義社會那種以享有人身自由并掌握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工人為勞動者和以機器操作為主的生產力能提供數(shù)倍于封建社會的剩余產品，從而決定了資本主義教育財政能力具有快速增長的物質內容，使得教育財政主體在社會所必需的公共教育經費量的財政分配上和教育資源有效配置的評價上一同指向政府和市場的教育需求的充分滿足。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其教育財政方式通過法制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益性、普惠性和公平性，從而在財政分配上表現(xiàn)為各階層之間利益關系不充分平等的交換。這有利于教育財政能力隨著以機器操作為主的生產力的發(fā)展而發(fā)展?，F(xiàn)在，資本主義國家普遍推行了法制化公共教育財政，政府每年依據有關法律條款和議會所通過的年度公共教育財政支出方案對各級各類公立學校實施財政撥款，對實施免費義務教育實行財政保障，對發(fā)展繼續(xù)教育的財政保障達到足以讓每個家庭能承擔得起其子女的繼續(xù)教育學費的程度。盡管如此，法制所固有的階級性使得資本主義法制化教育財政方式總是更有利于保障資產階級的教育權益，從而使得它在教育財政分配公平上的體現(xiàn)總是具有狹隘性，在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新要求的適應上總是具有局限性。生產力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必然提出人的全面發(fā)展的要求，必然創(chuàng)造出有利于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的物質條件，從而必然使得資本主義教育財政方式日益難以適應人的全面發(fā)展時代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的要求。隨著資本主義的必然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必然勝利，資本主義教育財政方式最終必然被社會主義教育財政方式所取代。
　　在社會主義社會，勞動者以社會主人的身份從事實踐活動，并在一定范圍內實現(xiàn)了生產資料的所有者與結合者的統(tǒng)一，使得生產力具有持續(xù)增強的活力和動力，具有提供比資本主義社會豐富得多的剩余產品的發(fā)展前景，從而決定了社會主義教育財政能力具有持續(xù)快速豐富的物質內容，使得教育財政主體從人的全面發(fā)展與經濟社會發(fā)展相協(xié)調出發(fā)，在社會所必需的公共教育經費量的財政分配和教育資源有效配置的評價上指向政府與市場教育需求的充分滿足。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決定的教育財政方式具有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程度的公益性、普惠性和公平性，并通過法制化來體現(xiàn)人們之間利益關系在教育財政分配上充分平等的交換。隨著生產力在社會主義社會的進一步發(fā)展，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需要會不斷增長，推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物質條件也會不斷成熟，社會主義教育財政方式會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日益自我完善而不斷自我完善，并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教育財政方式。
　　新中國成立以來，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矛盾運動貫穿整個教育財政分配過程。在百廢待興的戰(zhàn)后三年治理整頓、恢復重建時期，工業(yè)基礎薄弱、農業(yè)經營分散和其他產業(yè)發(fā)育不全，生產力處于相當落后的發(fā)展水平。教育財政能力表現(xiàn)出相當貧乏的物質內容。當時，教育經費實行政府“統(tǒng)收統(tǒng)支”并保證“一個蘿卜一個坑”式地發(fā)展社會所必需的教育。這種“集中化”教育財政方式是與當時相當貧乏的教育財政能力相適應的。進入第—個五年計劃以后，隨著生產力發(fā)展對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提出的新要求，“集中化”教育財政方式不利于充分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后來終于為“條塊化”教育財政方所取代。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生產力的快速發(fā)展對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的推動，“條塊化”教育財政方式變得越來越不適應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所提出的教育財政能力發(fā)展的要求。于是，它開始向“法制化、公共化、公平化”教育財政方式轉型。這種轉型主要表現(xiàn)在：構建以政府投入為主、引導社會投入的教育財政體制，構建義務教育經費實行財政全面保障、非義務教育經費實現(xiàn)財政保障為主和社會保障為輔的教育財政機制，構建以保證“三個增長”為目標的教育財政法律體系(就像前面所指出的那樣，這個法律體系中還應該增加“保證非義務教育總支出平穩(wěn)增長”的法律要求)，構建以國家資助經濟困難家庭子女上學、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捐資出資辦學、完善教育收費、教育資助和教育經費管理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教育財政政策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法制、公共保障和公平競爭為依托的經濟。這種依托構成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教育財政能力與教育財政方式的矛盾運動的社會基礎。在這一基礎上推進教育財政方式的“法制化、公共化、公平化”改革，有利于教育財政方式更好地適應教育財政能力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fā)展而發(fā)展的要求。所以，當前我國教育財政方式所推進的“法制化、公共化、公平化”改革，符合教育財政三級本質的要求，必須堅持下去。
　
　　[參考文獻]
　　[1]列寧全集(第38卷)[M]，人民出版社，1986，
　　[2]M·卡諾依：教育經濟學國際百科全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C.V.布朗、P.M.杰克遜：公共部門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4]R.L.Johns、E.L.Morphet,K.AIexander：The Economicsand Financing 0f Education[M].Printed in the USA，1983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卷、第26卷)[M]，人民出版社，1959
　　[6]王海明：新倫理學[M]，商務印書館，2001，
　　[7]路易斯·亨利·摩爾根：古代社會(上冊)[M]，商務印書館，1997